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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度 抗日战争时期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不仅包括工人、农民、小资产阶级以及要求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，还有中小地主、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地方实力派。

　　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……”

　　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笔下脍炙人口的《忆昔》，为我们生动描绘了一幅唐代开元年间物阜民丰的盛世图景：稻粟颗粒晶莹，米粒洁白，家家户户仓满廪实，富足安宁。

　　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份富庶的背后，离不开千里之外的宝地——河西走廊。

　　谁能想到，在河西漫漫戈壁黄沙中，孕育着充满生命力的绿洲农业？唐代又是如何经略河西走廊，让其成为农田广袤、存储丰硕的大粮仓？

　　▲盛唐物阜民丰的图景。（AI制图）

　　(一）河西走廊，

　　何以成为唐朝的“塞上粮仓”？

　　唐朝时的河西走廊，关乎社稷“命脉”——唐朝上下将这里看作关乎西北安危的“战略要棋”。

　　作为抵御吐蕃、突厥等西北族群的军事防御基地，唐时期的河西走廊常年驻扎着大量军队，对粮草的需求和消耗极大。加之千里运粮劳民伤财，还有可能被敌人截断粮道……以上种种，唯有本地农业的可持续供给，才是边疆将士最硬的底气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作为丝绸之路的“运转枢纽”，驼铃日夜不息，也离不开粮食的强有力支持。农业一旺，丝路即活！它不仅是商旅们的“移动粮仓”（提供粮食、蔬菜瓜果），又是贸易交换的“聚宝盆”（当地盛产葡萄、棉花，可进行高价值贸易）。朝廷坐收商税，获利颇丰，可以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经略管理。

　　此外，农业更是社会稳定的“压舱石”。发展农业能让百姓安心扎根，衣食有靠，减少流民隐患。广大民众安居乐业后，既能为边关输送兵源，又能通过赋税充实国库。

　　如何用一步“农”棋盘活全局，是摆在唐朝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问题。

　　好在，河西走廊有着优渥的天然条件，得益于祁连山雪水的灌溉，让这片土地具备从单纯的“通道”“要塞”，成为极具开发价值的“粮仓+经济带”的潜质。

　　(二）“塞上粮仓”炼成记

　　粮仓虽好，却不是一日炼成的。让苍茫戈壁变为稳固“塞上粮仓”的奇迹，离不开历代王朝尤其是唐朝的经略和实干者的智慧。

　　701年，武则天慧眼识才，任命郭元振为凉州都督，兼任陇右诸军州大使。郭元振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，擅长用谋略与怀柔政策安抚边疆，在当时西部各族群中有很高的声望。

　　他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务实而长远的眼光——深刻洞察到河西走廊的潜力，清醒认识到强大的边防离不开丰盈的仓廪：“非兴水利、广屯田，无以实边储、固国防”。

　　面对当时凉州辖区狭小、兵力疲惫，还常常遭受突厥和吐蕃袭击等困境，郭元振雷厉风行，在南边修筑和戎城（今甘肃古浪县境）控制重要峡谷出口，在北边沙漠地带设置白亭军扼守通道，将凉州辖区扩展了上千里，建立起坚固的防线。同时，他大量裁减驻军，节省下大量军费，为开垦屯田积累资金。

　　紧接着，他精准锁定甘州（今张掖）黑河的资源潜力，一上任便向甘州刺史李汉通下达关键指令：“开置屯田，尽水陆之利。”

　　“水”是屯田成败的关键。李汉通遵循朝廷颁布的《水部式》等水利管理法规，组织军民系统性地疏浚淤塞的古渠道，恢复其输水能力；同时开凿新的干渠支渠，构建起四通八达的灌溉网络。

　　据慕少堂《甘州水利溯源》所述，唐代甘州建有盈科渠、大满渠、小满渠、大官渠等大型渠道，灌溉规模十分可观。

　　水利兴则仓廪实，科学、高效的水利建设效果立竿见影。史料记载，旧凉州“粟麦斛（古代计量单位）至数千钱”，而在李汉通主导管理后，“稻丰收稔，一缣（丝绢）数十斛，积军粮数十年”。

　　到了开元时期，仅甘州一地就拥有19处屯田。整个河西走廊屯田年收粮食高达20余万石，占全国屯田收入的五分之一！此时的河西走廊，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塞上粮仓”，强有力地支撑着大唐边军的日常所需。

　　当然，唐代农业发展的背后，还得益于生产技术的持续革新。这既包括先进农具的推广（如曲辕犁），极大地提高了耕作效率；也包括灌溉工具的改进（如利用水力自动提水的“水转筒车”），显著提高了灌溉效率，扩大了灌溉面积。

　　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作物种类的多样化。据清乾隆《甘州府志》载，唐代甘州种植黍、稷、稻、麦、豆等多种耐旱作物，粮食产业既足且丰。无怪乎唐代诗人陈子昂曾上奏称“故甘州地广粟多……屯田广夷，仓户丰衍……是河西之命系于甘州矣”。

　　正因有了水利的保障、技术的革新与广大劳动者的合力，河西走廊在军事要塞、商贸中转的基础上，又叠加了“塞上粮仓”的战略身份。这座由智慧、汗水与协作铸就的“塞上粮仓”，也成为了唐朝经略西域的命脉所系。

　　(三）阡陌纵横的多元交融

　　河西走廊从边陲之地向富庶的“塞上粮仓”的转变，不仅改写了区域经济格局，也无声地记录着多元文化在此地共生共荣的和谐景象，更直接催化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。

　　“蕃人旧日不耕犁，相学如今种禾黍……城头山鸡鸣角角，洛阳家家学胡乐。”唐代王建所作的《凉州行》，不仅是凉州风物的写照，更是唐代民族融合的微观缩影。它通过“蕃人学耕”这一生产方式的改变与“汉家习乐”这一艺术审美的渗透，诠释了文明交流中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，彰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特质。

　　当时的河西走廊，随着悠远的驼铃声望去——满载着中原的丝绸、茶叶和瓷器，一路西行前往西域。而驼队带回的，不只是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还有西域耐旱的作物（如苜蓿、香料和葡萄等）。这些异域作物，在河西绿洲扎根，迅速融入当地的耕作体系，极大地丰富了“塞上粮仓”的物产结构与饮食文化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中原先进的农耕智慧——精耕细作的技艺、高效的铁制农具、开渠引水等水利技术，也随着屯田士卒、迁徙农户与商队传播至此。

　　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，粟麦的金黄与葡萄的藤蔓在阡陌间交织，一片生机勃勃中，孕育出不同族群生存智慧的深层互鉴与密切融合。

　　作为“塞上粮仓”的河西走廊，不仅为往来人们提供了生存所需，更赋予了这里超越“饱腹”的意义——它铭刻着多民族携手共创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，生动诠释了“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”的文明智慧。

　　当今天我们漫步在河西走廊，依然能从片片绿洲、座座古城中，触摸到那段农耕文明的炽热温度。